重回总供给政策带中国经济走出困境
2013-04-30 13:40:54   来源：智闻网   评论：0 点击：

　　重回总供给政策带中国经济走出困境

　　——与袁志刚教授对话

　　2013年4月28日 09：09－新财经周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马海邻/郑红

　　本报记者马海邻郑红

　　 记者曾多次采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在深谈中袁教授多次对经济刺激政策表示忧虑。比如“4万亿投资”，虽助中国安然度过全球金融危机，功不可没，却恐怕不利于长期。袁教授是主张壮士断腕的，让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在危机中充分暴露，正可下决心调整，为下一轮健康发展打好基础。

　　 近日袁教授颇感欣喜，据他观察新一届政府的作为，经济政策有重新回到供给面的趋势。他领衔所做的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分析报告，也以详实数据支持这一观察结果。

　　 何谓需求政策，何谓供给政策？为什么经济学家倾向于供给政策？

　　 袁志刚，男,1958年生于上海。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全国教学名师。兼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政府经济顾问、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多年来一直从事非均衡理论、就业理论、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研究、中国居民消费、金融改革和房地产等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

　　经济筑底过程省略不得

　　 袁志刚（以下简称“袁”）：为改变经济周期波动，短期的需求政策是重要的，有时也是效果明显的。但是，短期的需求政策难以改变一个经济的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真正能让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的政策应该是供给政策。

　　 就目前中国来讲，供给政策就是政府转变职能，退出市场；减税让企业获得生命力；稳定宏观经济政策，形成长期预期；对外开放倒逼体制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做对价格；收入改革和财富体系改革，启动家庭消费，等等。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些话语的意思，也常见诸各种文件和讲话，是否理论上大家承认应该这样做，但实际遇到坎却选择容易的方式跨过去再说？

　　 袁：先易后难还是先难后易，我们认为应该追求长期效应，实打实筑底的过程不能省略，必须“熬过”这段艰难。

　　 可以回顾1992-2012期间的两个十年，两届政府各自碰到的最大冲击莫过于两次金融危机，即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五年前大规模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它们都对中国的出口带来极其负面的冲击，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都经历了增长率的大幅下降。但是，两次危机后我们的政策反应不尽相同。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面对经济速度的下降，我们也出台了一些短期的刺激性政策，但是力度不大。其后我们经历了5年（1998-2002）时间的经济低迷和通货紧缩过程，GDP的增长“七上八下”，周期形态如同“L”型。但是我们在经济制度的改革方面做了很多事：1998年的城市居民的住房产权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的改革；国有银行资产的重组和改革；中国加入WTO。这些改革措施相当于给经济周期的低部做了一个较牢固筑底的工作，为2003年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打下了基础。中国经济从此进入一个重化工高速发展的阶段。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与国际接轨的努力，使中国经济的效率有了一个提高。

　　 全球金融危机时，由于2003-2007年中国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和财政收入两倍于GDP的增长，中国政府的财力雄厚，外汇储备充足，我们很快做出了4万亿投资的安排，以及10万亿配套的地方政府融资债务，经济周期复苏轨迹非常漂亮，经济增长“V”型走势明显，令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十分眼红。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利因素在不断积累，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地方政府权力过大，国有企业垄断上升，劳动力红利消失，能源和环境问题突现，房地产泡沫上升，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现象明显。微观企业尤其民营企业面对的是生产成本的全面上升，如劳动成本、融资成本、税收成本、大宗商品成本、环境治理成时间。种种情况说明，2009年和2010年的短期经济刺激，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只有短期效应。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下降表明，中国经济不仅遇到了很强的外部冲击，而且经济体内的固有矛盾，或者说长期的增长动力正在消失，需要我们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记：我们来简单地理解一下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的区别：关键就在于，政府是干预市场还是退出市场。

　　克林顿时期的繁荣正是里根打基础

　　 记：全球经济没能走出衰退，美国人也在怀念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繁荣。市场之手代替政府之手，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行为的干预，最大程度发挥私人经济的自主创新和竞争精神，克林顿时代的新经济充满活力和生机。而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较多干预政策。看来干预政策也是一个普遍性的选择？

　　 袁：我们不妨把目光再由克林顿时期往前看，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新政。在里根执政初期，其接过的美国经济丝毫不逊色于奥巴马接过的烂摊子。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经济已经被凯恩斯主义统治了40余年。经过长期的需求管理，美国经济拥有一个庞大的政府，并随时遭受其看似合理的管制和调控。可是，长期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并没有带来良好的经济表现，随着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美国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同时上升的滞胀情况。里根上台时与2008年奥巴马上台时一样，被寄予改变美国经济的渴望。但是，里根的选择迥异于奥巴马，在其总统任期的8年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最大限度让政府退出对私人经济的干预。

　　 首先，政府需要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来维持物价的稳定，给予私人微观经济主体以正确的价格信号，进而进行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与此对应，政府应该退出对价格领域的管制，因为这种管制既扭曲了资源配置，又无法真正抑制通货膨胀。其次，通过对私人部门的减税来增强市场活力，进而有效提高私人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能力。税收的降低不仅会给予私人部门更多的利润从而激发其扩大私人投资和创新的激励，而且私人部门的扩张和相互竞争会促进就业增加和微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仅如此，个人税收的降低会为社会带来勤勉工作的社会风气，真正实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最后，政府要通过维持预算平衡来为私人部门创造最好的市场环境。

　　 良好的市场环境需要政府支出相应的管理成本，但是绝不去为对过度的市场干预买单。而减少市场干预的重要一环就是避免长期的财政赤字，因为财政赤字会引起利率的上升，进而挤出私人投资。而为了维持减税条件下的财政预算平衡，就必须消减政府不必要的开支，而这些开支就包括对官僚机构的削减和对管制的放松。里根更具有政治智慧的地方在于他利用了拉弗关于税收收入的观点，即税收收入和税率之间是倒U型的关系（拉弗曲线），税率过高和过低都会减少税收，只有通过适度的税率才能激发私人生产的活力进而提高政府税收。因此，里根开源节流的预算平衡政策却采用了降低税率扩大市场发展的方式，这一政策在今天看来也同样激动人心。可以说，里根新政通过降低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方式，有效地激发了美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从而为二十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和90年代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里根的施政观念和经济思想重塑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也因此才有了克林顿时期对里根政策的延续和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微观差于宏观，中小企业情况不如大型企业

　　 记：您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宏观面较好，微观较差，这怎么理解？

　　 袁：我们判断，2013年一季度全球主要央行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全球经济复苏力度有所增强；国内房地产投资反弹较强、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较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步回升；受益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出口增长大幅提高。在政策趋松、投资加快、外需改善的作用下，我国2013年一季度GDP增速较2012年四季度仍然有所下滑，同比增速为7.7%，低于多家机构的预测值8%。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总需求结构的失衡。投资的拉动主要是2012年末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放缓；同时，在新一届政府所倡导的节俭风气背景下，消费呈现疲软态势，企业再库存力度不足。此外，在“宽财政、稳货币”的政策背景下，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利于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从CPI（消费物价指数）和PPI（生产者物价指数）走势来看，CPI涨幅为正，PPI涨幅仍然为负，这意味着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不利于企业的投资增长和库存累计。以上这些因素作用下，就出现了“微观差于宏观”的现象。

　　 来看采购经理指数PMI，无论是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都位于枯荣线之上，总体似乎不错。然而，分规模数据就显示出差距了，2013年3月，大型企业的PMI为51.4，中型企业为50.3，小型企业为49.3，都有所回升，但是中型企业的PMI在2013年2月前有7个月都处于枯荣线以下，小型企业的PMI长期处于枯荣线以下，只有大型企业的情况最好。

　　 另外，从中长期看，我国也面临着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鉴于此，我们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或差于上半年。

　　 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袁：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带有强烈的需求管理色彩，尚未回归到尊重市场的、以微观经济主体为本的发展方式。首先，我们的政府不断制定着各式各样的产业政策，既没有真正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又容易引起产能过剩、效率损失等问题。举个例子，光伏产业的失败本质上是政府对市场行为干预的失败。政府通过自己的行政能力将资源配置到了市场认为没有效率的光伏产业，虽然暂时笼罩着绿色环保的光环，但最终结果是整个产业的凋敝和资源的浪费。产业发展、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都应该是因为私人部门觉得有利可图，政府说了不算。其次，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不断通过宏观政策干预实体经济的自由发展。伴随着大规模政府支出的是金融部门融资向国有部门、政府项目的倾斜，而与之相对的民营、中小企业则更加难以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得资金。

　　 从对产业政策的迷恋，到对宏观刺激政策的信奉，再到政府权力集中对市场的干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虽然有着外科手术似的刺激作用，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增长的表象，但很难真正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

　　过度依赖间接融资不利于小微企业

　　 记：您的研究提到，近期中国M2（广义货币，流通现金+存款）占GDP的比重的确处于异常高的水平，其主要原因是中国过度依赖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间接融资指银行贷款等，股票和债券等则是直接融资。如您所说，间接融资为主易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袁：在我国的银行新增贷款额中，来自全国性银行，尤其是全国性大型银行的占了绝大多数。以国有大中型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结构造成了资本资源配置对小微企业不利。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可靠的抵押物等问题，国有大中型银行往往倾向于贷款给大型企业，而不愿意贷给小微企业。从2010年三季度以来，大型企业所获得的企业贷款总额一直高于小微企业，且差距未见缩小。而根据2012年易才集团和CHINA HRK联合发布的《中国小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白皮书》，2012年我国注册登记的小微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占全部注册企业数的约90%——如果考虑到未注册的企业，我国小微企业总数估计有6000万家左右，数量全世界第一；小微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企业的60%和40%左右；小微企业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实现了全国60%的出口总额。另外，我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完成的。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支持与其对经济的贡献不符。

　　 记：但是上市、发行债权等，不是更难为小微企业吗？

　　 袁：对，由于我国的股票与债券的上市条件限制，小微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股票或债券进行融资，这进一步加大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度，恶化了小微企业的生存状况。

　　 截至2013年3月，沪深两市总上市公司数为2492家。与中国数千万级的企业数量相比，现有的市场容量十分有限，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我国的中小板和创业板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截至2013年3月，中小板市值约为股市总市值的19.25%，成交额与总成交额的比例约为13.31%。创业板的市值比例一直在5%以下。论数量，截至2013年3月，深交所的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数总共为1056家，其中701家为中小板上市公司，355家为创业板上市公司，约为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的42.21%。而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市值曾一度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和交易额也已超过纽交所。另外，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上市要求也较高，与主板的区分度不够，资本市场的层次不明显。同时，风险投资也没有给予中小企业足够的支持，2012年前三个季度中国风险投资案例数为253个，投资总额为23.52亿美元，2011年同期为808个，投资总额72.59亿美元；私募股权投资案例数为76个，投资总额108.73亿美元，2011年同期为138个，投资总额236.89亿美元。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案例数与投资总额的下降都较为明显，且这两种投资都集中在互联网等高科技企业，对其他企业的投资较少。

　　 相比之下，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更为滞后。目前我国债券市场的种类主要包括国债、金融债、公司债、可转债等，债券市场总市值与股票市场总市值大致相当。而在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债券市场的规模应较大地超过股票市场的规模，2010年美国债券市场规模约是股票市场规模的两倍。不过也有亮点，我国债券市场的结构正在改善，公司债券发展速度较快，从2011年底开始有迅速上升的趋势，2013年3月达到了16.25%，政府债券发行量则在20%左右浮动。

　　 记：有什么办法能够把扭曲的金融市场“扭回来”，帮助6000万家小微企业输入资金血液？

　　 袁：首先需要打破垄断，进行银行体制改革，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大量建设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建立中小金融机构网络，提高对小微企业的资金供给。其次要进行资本市场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监管，降低准入门槛，扩大股市与债市的规模，允许更多的企业上市融资，并鼓励机构投资者进行投资。第三要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的上市条件应比主板市场低，大力发展场外股权交易市场，从而为创新型和成长型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和支持，并为风险投资者和私募股权投资者建立较好的退出机制。第四应加快利率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给市场带来的扭曲。

　　几个要素市场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

　　 记：改革金融体系，更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让资源更多地流向微观主体，这是您所说的调节总供给的一个方面。能否再提一些具体建议？

　　 袁：调节总供给，一是增加供应，二是改革要素市场。例如通过城镇化的发展、要素市场改革等，促进消费。

　　 中国2011年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1%。城镇化对消费的促进首先表现在其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通过户籍制度的取消和相关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切实提高现有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改善消费环境，进而促进现有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发展。其次，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从供给方面提高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城镇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可以在解决农村隐形失业的同时缓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且通过相关的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最后，与城镇化过程相适应的土地市场改革会有效增加农民的土地出让收益，进而为农民进城保有“第一桶金”。不仅如此，土地还可以作为抵押资产盘活金融市场，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流动性。

　　 如果中国未来的增长能够在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将几亿农民转移出来，实现彻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中国经济就能有效应对产能过剩，实现持续增长。因此，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要素市场发育是推进城市化，促进要素市场发育的重要方面。

　　 记：农村土地改革可行吗？

　　 袁：我认为土地市场改革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首先，对土地确权，明晰产权是市场化的配置的基本前提；其次，农民有土地流转和城市化的愿望。目前这两个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农民对土地的态度也发生根本转变，大部分农民希望从农村迁往城市生活。农民愿意将土地以转包、出租、入股的方式流转出去。超过一半的农民希望国家征用土地，唯一的要求是得到合理的补偿。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提供的调查结果。

　　 通过土地市场发育，纠正土地要素价格，将有助于合理的产业结构演变。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之后，可以全面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农民也将以此获得进入城市的初始资本，解决就业、培训和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部分费用，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拓展扩大内需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空间。明晰产权之后，土地抵押融资，将会在中国经济中注入巨大的金融流动性，为中国金融改革提供坚实的基础。通过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国经济注入流动性，有可能启动中国经济下一轮长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