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频频成为挡箭牌 “90后”申请公开“临时工”信息[图]
2013-06-20 22:16:06   来源：新法制报   评论：0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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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魏煌雄更新了一条微博：“端午节期间，寄出的EMS总显示未妥投，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今天11点34分，EMS官网显示快递已经被人社部签收，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近日，在延安城管“暴踩商户”中，涉事的两名城管又被延安市城管局宣布为“无正式编制的临时工”，不堪接受“临时工”一再成为推脱责任的挡箭牌的魏煌雄，翻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始终找不到“临时工”这一称谓，于是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开全国行政机关中“临时工”信息。

“90后”魏煌雄

初遇“临时工”

魏煌雄发现，《劳动法》中根本不存在“临时工”，而令他不解的是，此后“临时工”成为用人单位挡箭牌的新闻报道经常出现。

6月8日，“90后”浙江理工大学法学系大二学生魏煌雄，在给寄往人社部的信息公开申请中提出：一是申请公开在行政机关的人事管理系统中，“临时工”的定义是什么？二是在人社部的最新统计数据中，目前在行政机关中总共有多少名公务员、多少名“临时工”？

魏煌雄关注“临时工”是从他大一的时候开始的。

2011年，20岁的魏煌雄参加完高考后，暑期开始玩微博，他给自己的微博取名叫“法政魏煌雄”，经常转发一些求助信息，有时也帮忙解答。

粉丝量增多的同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开始慢慢有网友通过私信求助于他。

在大学开学后第二天，魏煌雄收到一名自称农民工网友的私信称，该农民工从杭州一个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来，造成骨折，建筑公司给了他500元，“打发”他去医院，之后就不承认他（是公司的人）。

好不容易有工友证明其与公司存在用工关系，但在申请劳动仲裁过程中，对方律师又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即“临时工”为由，不予理会。

“这里就有一个法律争议焦点，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如果是雇佣关系，那就没有工伤一说，只能说侵权；只有确定劳动关系才能申请工伤鉴定。”魏煌雄说。那时，才入学的他还根本不懂《劳动法》，于是到图书馆借书，熬夜查案例。最后，在老师的指点下，帮该农民工证明了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而不是“临时工”一说，最终获得1.2万元工伤赔偿。

魏煌雄拒绝了对方1000元的“感谢费”。不久后，他发现手机话费无故被充了500元，证实是受助农民工充的话费后，他给对方的手机号存了500元。

经历此事，魏煌雄发现，《劳动法》中根本不存在“临时工”，而令他不解的是，此后“临时工”成为用人单位挡箭牌的新闻报道经常出现。

“什么是临时工？《劳动合同法》明文规定，用工必须签合同，签合同就是合同工。而行政部门只分编制内的公务员与编制外的合同工两种，公务员也是合同工。”魏煌雄认为是一些行政部门是在偷换概念，用不规范用工推卸责任。

从“法援”到做公益

同学有困难他就会去帮忙，魏煌雄在大学里热心助人的名声慢慢传开了。他把这些帮忙定义为“法援”。

在上大学前，魏煌雄参加过两次高考，第一次高考成绩不错，只因调剂到国际金融专业而选择复读，第二次他只填了一个志愿：法学。“因为可以帮别人维护正义。”

小时候，受父亲很多律师、法学教授朋友们的影响，魏煌雄的梦想就是当“大法官”。他喜欢看书，经常“偷”父亲的书看。大量的阅读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

高二那年，因上海“钓鱼执法”事件，魏煌雄从电视和报纸上认识了著名法律人士郝劲松，“他状告原铁道部、北京地铁厕所收费等，简直太牛了”。

“这才是法律人，他做了别人想不到或者不敢做的事，而且做好了。”魏煌雄改变了自己要当“大法官”的理想，想当一名律师公益律师。

同学有困难他就会去帮忙，魏煌雄在大学里热心助人的名声慢慢传开了。他把这些帮忙定义为“法援”。

后来求助于他的人越来越多，仅杭州“转折号案”（“杭州转折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从2011年开始，自称是与中国高教网、中国500强等机构合作的教育机构，能免费提供一次职业生涯规划和测试，但学生在公司做完测试后，会被引诱购买该公司的培训套餐，金额6000元到4万元不等），就有200多个同学找上门。

其间，魏煌雄还瞒着老师，装扮成一名要参加传销的大学生，将一个个大学生营救出传销组织，前后达300多名，遍布杭州15所高校。

而在这个过程中，魏煌雄多次遭受威胁，曾有一名传销团伙的头目拿着匕首威胁恐吓他。

“父亲告诉我，没有正义感的法律人就是残疾人”，魏煌雄学会了取证，慢慢掌握了一套保护自己、化解危险的办法。但魏煌雄不喜欢别人说他是维权学生，他喜欢说自己在做公益，而公益对他来说也只是一个起点。

比如，杭州“转折号案”如果单纯是维权，那直接起诉，帮忙讨钱就行，但他希望通过用自学来的维权办法和行为，能够唤醒大家的公民意识，让他们拥有社会参与感，并承担社会责任。

调研计划为“临时工”正名

最近，魏煌雄不断收到农民工、保安寄来的“临时工”遭遇的信件，这些，都在魏煌雄的调研计划当中，并会形成调查报告，他将邮寄给全国人大代表，希望引起他们的关注。

信息公开申请寄出后，魏煌雄当然有所期盼，但他同时强调，这次纯粹是将其作为社会实践调研，目的很简单，想知道人社部怎么定义“临时工”并研究临时工之何去何从。

之后，他还将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律途径，所有内容都将纳入到他的“临时工调研计划”。

魏煌雄查询了行政强制法与行政处罚法，认为“临时工”执法的焦点在于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非法委托使用，不管是何种身份只要是行政执法都是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当然都应该承担责任。“临时工”执法是否导致行为无效，在理论上还是值得研究明确的。

而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责任。

“这才是行政部门大量使用临时工问题的焦点。”魏煌雄说。

另外，为什么现在“临时工”成为了挡箭牌？

魏煌雄认为，在用人双轨制的前提下，导致“临时工”本身也是受害者，不同工也不同酬，并且大部分“临时工”没退休保障，而一旦出事，就是成为“挡箭牌”，辞退了事。

最近，魏煌雄不断收到农民工、保安寄来的“临时工”遭遇的信件，这些，都在魏煌雄的调研计划当中，并会形成调查报告，他将邮寄给全国人大代表，希望引起他们的关注。

践行青年公益试验

魏煌雄深知，公益路不是靠维权这么简单，他正在自学传播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并且有了青年公益试验的构想与操作模式……

一个半月前，魏煌雄已经向学校提出休学申请，他想利用这一年好好沉淀自己，并推出学生315网。

他说，杭州“转折号案”和这次的信息公开申请更加坚定了他的公益道路。

前者让他从刚开始的一个人，到现在身边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大学生志愿者；而这次信息公开申请，则让不少大学教授主动找到他，给了他理论支持。

魏煌雄深知，公益路不是靠维权这么简单，他正在自学传播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并且有了青年公益试验的构想与操作模式：他不会离开学校，会在学校附近开个工作室。目前，工作室的运作资金、专职志愿者、项目负责人已经基本到位。

在魏煌雄看来，未来NGO（非政府组织）模式会逐渐扩大，“它不仅仅简单提供服务功能，还有监督、倡导等职能”。

同时，魏煌雄也在实践微公益，他认为微公益很简单也很纯粹：从微不足道的公益事情着手，帮助其他人。

魏煌雄说，这些所有的坚持与动力，主要来自于受助者的鼓励和那份需要。

魏煌雄回忆说，刚上大学时，他帮一位网友找回了失散5年的被拐女儿。孩子回家后，每逢节假日，该网友和家人都会发来祝福和鼓励他的短信。

“有很多像他们一样善良淳朴的人，他们需要我，哪怕是几页建议书。”魏煌雄现在有了熬夜的习惯，因为大量的事情和困难咨询需要处理。他又说：“看到他们真心的祝福是我最大的幸福。”

文/首席记者龚少春图/受访者提供